车堡的优势在于，它既可以凭借高大的挡板为战车上的士兵提供保护，也具有较强的机动性，可以在战场上自由的运动。

胡斯车堡的基本单位是小组，每一个车堡小组一般有10-20人和相应的军械。在小组之上，以10辆车堡为单位组成更大的战术单位，再往上则是几十上百辆车堡组成的连队单位。

每个小组一辆战车，战车的人员配置是2名射手(装备有火绳枪和炮)、4—8名弩手、2—4名链枷手(用农民的链枷作战)、4名长矛手、2名盾牌手(战斗时用大盾牌掩护人和马)和2名驭手。驭手负责驾驭马匹和到宿营地后联结战车，战车由车长指挥。

车堡作战并不是单兵种独立作战，而是步、骑、车三方结合，协同作战。胡斯车堡的配备步兵编为五十人队，配有五十人长。百人长指挥数个五十人队，步兵盖特曼统率所有步兵。骑兵因为装备轻，机动性强，因此任务是侦察、行军警戒、实施反冲击和追击溃逃之敌。

除了人员上的混合, 车堡还利用火炮作为火力支援。胡斯车堡的炮兵部队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。野炮有发射石弹的短炮管榴弹炮和固定在木制炮架上、发射石弹和铁弹的长炮管。

一般而言，5辆战车配1门野炮。主要攻城火炮是口径850毫米、射程200—500米的臼炮, 每个战车队配1门。

可以说, 胡斯车堡是近代陆军战术的曙光，因为它终结了贵族骑士不可战胜的神话，也打破了中世纪战争的个人武勇为主的战争特点，更加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。

当然，胡斯车堡并不是单纯欧洲人的专利，在遥远的东亚，明代的中国人也独立的创造出了车营的战法。

事实上，中国人使用这种近代战车的时间很早，大概在洪武时代末期，明军中就已经出现了火器战车这种东西。在十五世纪中期，虽然战车还没有成熟的战术，但是已经开始担当起对抗蒙古骑兵的大任了。

嘉靖年间，蒙古人屡犯河套地区，彼时嘉靖帝以俞大猷为大同总兵，自此中国的车营历程便拉开了序幕。

但其实早在俞大猷之前，明三边总督曾铣就提出过建设车营的计划，但是因为当时朝廷党争太激烈，中枢不肯放权，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俞大猷的大同车营也是站在了曾铣的肩膀上才得以建立的。

不过，虽然俞大猷首次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