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然不知道内帑到底有多丰厚，自然也就硬不起腰杆来，更遑论生出“限制皇权”的这种危险思想了。

而隆庆帝的性格偏软，他就不会效仿成祖，而是一门心思哭穷，整天说朕现在穷得叮当响，买区区两万两银子的珠宝、造一批春宫瓷器之类的破事，都非得让户部出钱。

可是户部也不傻，他们知道内帑不可能真的那么穷，因为光是皇帝的金花银等折税，隆庆就用不完，更别提还有大片的皇庄、大量的皇店等收入。

这样一来，内帑在外廷眼里依旧还是充裕的，所以隆庆帝的性格虽然软，但只要用了高拱这样一个性格强势又和他站一条战壕的首辅，朝政就依然稳稳当当。

这个情况在眼下的万历十一年开始有点变化了，朱翊钧很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为户部表现出来的苗头不太对——户部尚书开始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皇帝收回成命。

虽然这一年来户部的确很困难，但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，可还是嘉靖以来的头一回，隆庆朝都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。

变化的主要根源，就在于外廷开始怀疑内帑到底还有多少钱。

造成这种怀疑心态的因素有好几点，不过说到底，有两个人责任最大：一个是朱翊钧自己，另一个就是高务实。

朱翊钧为了树立新君仁厚圣明等光辉形象，这两三年来不停地搞各种免税、减税。

土地贫瘠的地区，减免赋税；受灾受害的地区，减免赋税；出现“异兆”的地区，减免赋税；原先税重的地区，减免赋税……

朱翊钧的行政手段多半跑不了高务实的干系，他在这里头也的确起了一些推动作用，不过他的出发点是“降低风险地区农业税”，取而代之的是从其他重商地区收取商税、关税。

只是不管怎么说，农税减少了，皇帝的金花银也就减少了。而更“作死”的是，高务实还劝朱翊钧把皇庄废了个七七八八。

废皇庄，取而代之的是变成民田，这相当于提高户部的收入，而减少皇帝内帑的收入。虽说当时废皇庄的本意主要是逼勋贵们退田，但京师勋贵们很快上了高务实北洋海贸同盟的大船，找到了新的补血路子，甚至比以前的收入还更高一点，而皇帝内帑的损失却是实打实的。

户部赚了，勋贵没亏，吃亏的就只剩下皇帝一个人。

然后就是漠南大战的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