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告刁状，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，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，结论是“人丁丝绢”就该歙县单独交。于是此后三十多年，风平浪静，大家相安无事。谁知道如今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，无视上级领导的英明决断，偏要兴风作浪。

高务实当年大学主修法律，所以他看到这里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：如果大明执行的是判例法，那么这个案子的确就可以按照前徽州知府冯世雍当年的判决定案了，帅嘉谟再如何舌绽莲花也是百搭。

但问题在于，中国历朝历代虽然根源上来讲是个人治社会，但如果要从法学角度来看，其执行的却始终是成文法，而不是判例法。

所谓判例法，就是后世英美所执行的法系，法官可以根据以前的法官对相同或相似案例的判罚来断案。

而成文法，又叫大陆法系、中华法系等，如法国、中国就是其中代表，特点是不管什么案件，作为法官，都必须按照正在执行的法律法规去抠条目，去一一对应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以前的案例跟你手头的案件是没有关系的，你只能按照当前的法律法规来对应判案。

公元前536年，郑国执政子产“铸刑书于鼎，以为国之常法”，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的活动，距大明隆庆四年，已经两千多年了。

所以，杨教谕这篇文章虽然好，但高务实认为从道理上来看，是站不住脚的。

因为高务实之前和高拱已经细谈过此事，他记得当时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。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，八千七百八十匹生丝，换算成麦子是两万零四百八十石，跟歙县拖欠的九千七百石根本对不上号。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，也不可能差那么多。

可见杨教谕学问虽然好，可到底是个文科生，这笔数字账只怕是没算明白。

不过这不要紧，因为文科生虽然算账的本事值得商榷，但煽情的能耐却毋庸置疑。

杨教谕在文中动情地说道：“我们绩溪乃是个下县，方圆不过区区二十四里，土地贫瘠，民众贫苦，每年的丁粮才七百石不到；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，每年丁粮能得六万多石。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，竟然还有帅嘉谟这等狼心狗肺之徒，想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！试问还有天理吗？”

这还不算晚，他哭诉完之后，又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“建议”，说“照旧定纳，庶免小民激变之忧，官民两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