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演变极快，到了次日午后，杭州市面上商铺已经关了一半。许多铺子门口挂着布幅，写着什么“请朱学士为商人做主”、“商人无德、活该**”、“严惩行凶契奴”之类的话。

全城立刻就笼罩在一种诡异恐怖的氛围之中，人人行色匆匆、神色慌张，天没黑就早早回家躲起来。

须知，

此时的大明商界，行会已经比历代更为严密，称之为“团行”、“会馆”，领头的叫“行总”，这些人不一定是行业内最大的大佬来做，更多时候是那些掮客在做。官府征税，一般都是找到这些行总，行总们在摊派下去。

这就有了一个问题，跟农税几乎是一样的——

行总摊派税收，并不是秉着公道去做，而是秉着亲疏关系去干的。一个农户如果是刺头，官府会把税摊给他，杂七杂八的加起来，一把就破产了。所以农户才想着要投献，挂靠在缙绅名下，才不会被摊派至死。商人也一样，跟行总关系不好的人，就算有点家底，也会被摊派至死，先是抵押财物田产屋宅，然后就是破产并购，成了人家的伙计。

普通商人呢，根本惹不起这些行总。因为这些人常常出入衙门办事，深谙大明官场那套把戏，一般又有严党靠山，敢做对的商人，不仅会破产，搞不好还会吃官司坐牢。

因此，商人们十分畏惧行总，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要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当然了，农户可以投献，商人也可以入会，入了会，定期交保护费，也就免去了这些无妄之灾。Ｍ.

朱墨一路巡视，心里就在寻思这些东西。

杭州是大埠，商家多达数十万户，一口气就关了那么多，背后自然就是行总在搞事了。这些行总呢，按照吴明、吴亮的调查，又是几个缙绅在后面，缙绅后面呢，则是严家的几个党羽。比如说那个徐洋，虽说不是行总，可在绸缎行业已经是说一不二的人物，他通过绸缎行总跟中小绸缎商打个招呼，他们自然是屁也不敢放一个。关店几天的损失，比起得罪行总的后果，自然是轻得多了。

他做事，一向都要实地调研，毕竟原来是干市场的，早就成了习惯。不摸底、不访谈，心里就没数。

但如今也有个麻烦——

他已经是名人了，街上许多人都见过他，接连问了几个商家和行人，却是谁也不敢说真话。

朱墨只好叫吕坤、李贽带着一些书院生员去问。到了晚上，也算是汇总出来了。跟所料的不差，这些关店的商人，十个里面，有三个是跟行总关系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