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。

当然。

旧有体系下的官员，也具备改造价值。

范仲淹，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？

历史上的范仲淹，崇尚的是孔子，是道之以德、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

然而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，明体达用更加重要。

德行和实务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

不止如此，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，章句、注疏之学，俨然走错了路。

真正的儒学，当是古为今用，为我所需。

此时，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‘六经注我’的倾向。

何谓六经注我？

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。

【或问先生，何不着书？

对曰：六经注我！我注六经！】

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。

我注六经，重点在于‘六经’，‘我’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，不允许偏离，也不能牵强附会。

训诂之学，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。

而‘六经注我’的重点则是在于‘我’，即六经只是‘我’表达观点的参照物。

理学大家朱熹，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。

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，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，圣贤书，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。

圣贤书中的本义，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符合当下，或者说‘我’的观点。

在朱熹之前，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。

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，直接编了一套《三经新义》，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。

所有考生都要学习《三经新义》，答题也要以此为准。

先占领理论高地，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，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。

如此一来，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，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也是受到了《三经新义》的影响。

圣贤本意，我不管！

以我为准，才是最重要的！

滴答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