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形成了一种比较大的声音，但最终都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

有的事，不得不做。李继迁之叛就不必提了，那属于内部叛乱，是必须以雷霆手段剿灭镇压，震慑那些逆乱分子，这属于**正确，谁敢劝阻，就是自绝于刘皇帝，自绝于大汉朝廷。

至于打黑汗，在刘皇帝看来，你不去打他，他也会来打你，与其被动受侮，不若主动出击。更何况，拿下黑汗，对于大汉而言，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，至少东西贸易通道上能够减少一个危险贪婪的吸血者。

唯一值得商榷的，大概是对三佛齐的战事，这件事，从头到尾，都属于大汉这边主动挑事，其中反应出的是大汉海上贸易的扩张性，是为了维护南洋航道与贸易通道的安全，体现的也是一部分海军将士的进攻意志。

哪怕就冲这一点，对郭良平为首的一些海军将领的要求，刘皇帝也要支持。何况，打一个看似强大，实则还是土著势力的三佛齐，刘皇帝也不觉有什么困难，出一偏师，只怕比之当年教训高丽还要轻松。而三佛齐三番两次拒绝朝廷的“善意”，这是不顺从的表现，也该予以教训。

至于安东那边室韦人的迁移入侵，就更不足为道，可以看作是土著蛮人的骚乱，安东都督府自己解决即可，倒也无关大局。

只是，当这些情况综合起来，一起呈现在中枢大臣案头时，就不免感到担忧与为难了。

大汉建国已经三十五年，在这三十五年中，文治武功上的建树都值得称道，而挺过了这三十五年，上上下下对国家的认同也已经形成，**上的平稳，经济上的繁荣，似乎也证明了，大汉不会是一个短命王朝，这足以让人安心。

但伴随着的，是以贵族官僚为主的保守势力的抬升，保守意识的加强，历史的惯性让他们在队内事务上，为了帝国的稳固，为了阶级的利益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、不吝一切手段去维护。

而在对外事务上，就不可避免地，做一些看起来更加稳妥、安全的选择。海外贸易的兴起，确实让一部分新兴阶层抬头崛起，但那仍旧是少数。

大汉的基本盘已经够大了，内部的资源也足够让绝大多数的上层阶级吃饱喝足，因此，他们习惯性地偏向于把内部经营好，而不愿意贸然扩张，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。

不论是西征还是南下，都体现着刘皇帝的意志，在这方面，刘皇帝就是一个少数派。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