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，精力难以为继，使得岑文本早已生出致仕之心，只不过眼下正是帝国紧要之时，甚为老臣，不敢轻言身退，故而勉起余力，站好最后一班岗……

萧瑀呷了口茶水，说道：“正如中书令之言，与噶尔家族结盟，的确是短期内确保河西安定的好办法，然而越国公奏折之中言及于河西开设榷场，主持大唐与吐蕃之间的商贸往来，未免欠妥。众所众知，因为青稞酒之故，使得如今吐蕃亟需大量的粮食，若是将粮食运输之道路经由噶尔家族之领地，必会使得逻些城里那些个吐蕃贵族心生担忧，唯恐噶尔家族恣意截断其粮食贸易之路。松赞干布乃是一代人杰，雄才大略，焉能坐视命脉被旁人攥在手中？只怕榷场一旦设立，吐蕃便会兴兵直出青海湖，进而威胁河西。”

虽然与房俊乃是同盟，但并不意味着萧瑀就要对房俊的建议一味附和，因为双方的立场不同，所属势力不同，利益便不同。

原本“东大唐商号”与吐蕃之贸易，走得乃是蜀中直入藏地的古道，而蜀中素来与江南士族联系密切，反而与关陇门阀极为敌视，这就使得与吐蕃之贸易当中，江南士族的利益极大。

然而一旦改由河西横穿祁连山途径青海湖进入藏地，那么整条路就将完全掌控在关陇门阀手中。而关陇门阀眼下遭受打压，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两国之间的巨量贸易，得益的必然是山东世家。

萧瑀作为江南士族之领袖，岂能坐视原本攥在手中的利益，被山东世家所攫取？

所以任何时代，每一样政策之制定、实施，都绝非顺应时势、时代之发展那么简单，而是要顾忌多方面的利益，在此基础之上取得平衡、妥协，之后才能推行开来。

诸如历史之上多次变法那般，是朝中衮衮诸公都是愚顽之辈，不识时务、见不到以往之弊端，更见不到新政之优点么？

非也。

能够在天下亿兆庶民之中爬到朝堂中枢，执掌帝国之运转，哪一个不是人精？然而正是这群人精，却一次又一次的阻碍新政之实施，抱着老旧的制度不肯做出丝毫改变。

何也？利益耳。

王朝初期，整个社会阶层发生巨大之变化，这个时候是推行新政最好的时候，帝王的利益几乎与门阀、士绅之利益一致，所以这个时期往往社会稳定、锐意进取，若是遇到一个勤于政务的帝王，盛世可欺。

然而随着阶层的稳固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