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着侯二那种平庸的脸，他努力回忆，但时间早已模糊了一切，唯一的印象就是村里的人对他的鄙夷，原本还是个中等人家，但自小就不喜欢地里的活计，整日里四处闲逛，什么事情都做，就是不把力气花在田地里。父母亡故后家业很快就跌落下来，人倒是不坏，就连自己当初不过是王家的家奴，侯二也没有怎么欺辱过自己，还挺喜欢听自己闲暇时说的那些关于“外面世界”的闲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个人本质倒也是不坏，就是投错了胎。

“那你为何不自己离开村子去见见世面呢？”王文佐问道。

“您又在说笑话了，我侯二一没当官差，二又不是商贾士子，离开村子还不给人当逃奴抓了去？”侯二笑道。

“这倒是！”王文佐一愣，旋即笑了起来。从唐中叶开始，一直到宋代，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影响十分深远的变迁，历史学称其为唐宋之变。大体来说，税法从租庸授田变为两税法，城市由坊市变为市民混杂居住，而农民也获得了迁徙的自由。

在唐初的授田制度下，国家依照丁口授予每个农民相应的土地，而农民则承担租庸调等义务，农夫死后大部分田产必须归还给国家，然后再授予其他农民。显然此时的农民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，否则无论是授予收回土地，还是征收租庸调都是无从谈起的。而安史之乱的战争摧毁了旧有的授田制度和户籍，于是从建中元年（780年）开始，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，简单的来说废除原有的租庸调，改用地税和户税，每年夏秋两次征收。征收的原则“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”。即是不再区分土户（本贯户）、客户（外来户），只要在当地有资产、土地，就算当地人，上籍征税。显然，两税法的征收承认了人口流动的现实，给予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。

作为一个后来者，当然不能简单的用“好”、“坏”来评价这次变化，因为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没有好坏之说。不能认为推行均田制、府兵制、租庸调等制度的初唐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压服四方，大唐国势鼎盛；而推行两税法之后的唐中后期，乃是五代两宋，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优势大为削减，甚至遭受入侵，被边疆势力所**。所以前者就是好的，后者就是坏的，乃至要推行复古，兴井田，建府兵，重新恢复初唐的军事盛况。

这种想法在宋儒、明儒中非常普遍，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一下宋明两代的文人书信集，就经常能看到各种恢复古制，授田于兵，自耕自食，且耕且战，恢复汉唐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