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装侦探社如今在横滨已经是个人尽皆知的组织了，即使是在全日本都小有名气。但无论怎么样，这个「全日本」都不会包括此处，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伊哈特伯村——事实上，昨天在和贤治聊天的时候，他似乎对「侦探」一词都不太了解。

穿着是与村民们截然不同的现代社会的便装，视线虽然集中在我的身上但显然也不认识贤治，和乡野格格不入的凶狠气质，以及知道我是武装侦探社成员后微变的表情……毫无疑问，这个男人显然是最近几天才到这里的。

我保持着一副办公事的表情，看着他在一瞬的犹豫之后，立刻走上前来查看我的社员证，然后改变了表情。

“原来是武装侦探社的社员。”他似乎是略微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开口道，“是受伊藤先生委托，来给老夫人送贺年卡的吧。我们也是出于差不多的目的来这的，只是比你早了几天到达。除了贺年卡以外，伊藤先生今年另外送了年礼来，就是由我们负责送到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让你们一起把贺年卡送来呢？”我不轻不重地问了一句。ＨＴtρs://Μ.Ъīqiκυ.ΠＥt

“贵社是什么时候收到伊藤先生的委托的？”他用着有些像开玩笑一样的表情反问我。

“22日的时候。”我不做掩饰，直接对他说出了实话。

“但年礼是在圣诞的时候才决定送的。”他无比顺畅地接上了我的话，“此时再去撤销委托也是不妥，索性就和你们分了两批走。”

“是吗。”我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。

虽然这个理由看起来很牵强，但如果被这么直接说出来，反倒是显得再正常不过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只要一句话就能概括——这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。

明明可以派自己的人给母亲送信，却又专门来侦探社下委托；明明后来另有东西打算送来，却既不一起交由侦探社，也不去侦探社撤销原来的委托；明明知道两队人会一起在这里撞上，却并不打算回避，甚至让自己派来的人直接把事情说了出来……这些举动结合起来，无非是在明晃晃地告诉侦探社：「我卖给你一个人情。」

男人带着我和贤治进了屋，顺便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，说是叫做国枝大丈，与他同来的还有两个人，分别是秋田刚和近藤龙一郎，他们是在29号，也就是前天到这里的。我和贤治也分别介绍了自己，他对贤治没什么反应，只是在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后，试探性地说了一句「以前都不知道侦探社原来还有女性调查员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