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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凭着这个成果，康普顿才在1927年获得了诺奖。

康普顿在1926年初版的《Ｘ射线的理论及实验》一书中，对吴有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他还把吴有训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的Ｘ射线光谱图，以及他自己的以石墨所散射的Ｘ射线光谱图并列，作为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。（原图在圣路易斯大学网上图书馆有扫描版）

因此在1950年之前，国际上普遍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-吴有训效应。

但在吴有训院士回国参加了一届全体会议，决定参与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建设后。

康普顿-吴有训效应就和外网的坎爷一样，瞬间的消失了。

取而代之的是康普顿效应，即便康普顿本人提出过多次抗议依旧没用。

在回国后。

吴有训院士在1956年正式制定科研远景规划，凝炼了原子能、计算机、半导体、计算和统计数学、航空力学等多个重大项目，属于真正的‘国师’。

在学生方面，赫赫有名的伟长先生，便是他的门生。

另外还培育出了冯端、胡宏纹、王竹溪、葛庭燧、彭桓武、余瑞璜、黄昆等诸多二代院士，属于标准的奠基人概念。

现如今国内还有一个物理学奖项，名字就叫做吴有训奖。

不过吴有训院士虽然功勋赫赫，但他相对侧重的是方针的制定和研究。

若论设备研制和落实，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人。

也就是三大奠基人中的最后一位，赵忠尧院士。

赵忠尧院士是1902年生人，大学时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，师从该校校长、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。

当时赵忠尧院士冒着惹怒密立根的风险，拿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验题目。

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，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。

并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，于1930年5月、10月先后公开发表——没错，1930年就发了《nature》

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，最终被卢瑟福完善，诺奖也由此颁布给了卢瑟福。

19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