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诉讼，必然是会增加的，官府的工作也会变多，而就目前朝廷的财政，根本是支撑不了。

说得好，做不到，那就等于是没用的。

另外，真正的礼教，是在乡村的宗法和族法里面。

自顾皇权不下县，这乡村怎么管理的，就是乡绅凭借礼教在管理，宗法、族法都是儒家礼教延伸出来的。

为什么儒家根深蒂固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你可以改国法，但没法改乡法，皇帝都改不了。

其实之前富弼也意识到二者的矛盾，但是他也清楚张斐为何一直以法家之法做例子，就不想去引发法制之法和儒家之法的矛盾。

但并不妨碍修法，富弼当时是想，先将法一分为二，将一些律例以保护利益为主，而不以刑罚终结。

可惜，最终还是没有敷衍过去，这堂课张斐彻底讲清楚法制之法和儒家之法的关系，这自然又延伸出新的问题来。

张斐不答反问道：“富公可知我朝为何要修改亲邻法和继承法。”

富弼立刻道：“这是因为我朝不抑商，不抑兼并，导致城镇繁荣，许多人是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导致原有的亲邻法和继承法都不可用。”

亲邻法主要是涉及到房屋、田地的买卖，依法首先要问亲人买不买，但如在汴京城，许多市民的亲戚都是在千里之外，跑那么远，问一句买不买，这成本太高了。

继承法也是如此，商人若客死他乡，身边的财物怎么继承，关键还有西夏和辽国的商人，如果死在大宋，又该怎么算。

说完之后，富弼突然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只在城镇实行法制之法？”

张斐点点头：“因为这乡村人家，一般都是各扫门前雪，相互之间的利益纠葛比较少，而且他们居住的又是非常分散的，设司法成本非常高，但能得到的利益又非常少。

如果朝廷要这么做，我建议先只设在商业繁荣的大城镇，至于乡村还是维持他们的宗法和乡法，司法就只是干预乡村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。”

法与经济是密切相关的，法制之法对商业有着极大的帮助，但是在小农经济下，真的是收效甚微，关键成本太高，财政也根本负担不起。

富弼点点头：“如此倒是可行。”

张斐拱手道：“富公还有其它问题吗？”